談判過程帶來新壓力

　　何建坤介紹說，在一些談判中，中國代表團常常會提交這樣的一張成績單：中國雖然不承擔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但近年來卻在國內開展了自主減排，在節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從1990年到2009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下降53%，為世界罕見。因為，同期發達國家的能耗下降不到30%。

　　再有，自2008年起，中國成為世界上在開發清潔能源領域投資最多的國家，迄今已投入兩萬億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標。

　　而一些發達國家的談判代表也認為，這樣的成績單有助于中國在談判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對這樣的成績單，何建坤卻表示，我們自己必須看到背后隱藏著的問題。雖然20年間單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長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其實增長了3倍。再有，近年來，重化工業和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抵消或減緩了GDP能耗強度的下降趨勢。

　　另外，雖然可再生能源、核能發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長50%，但由于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新能源還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會繼續增長，相應地也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釋說，他為什么會特別注意到有的國家提出的關于峰值的問題，因為，相對那些排放已經很少的發達國家，中國經濟正在起步，排放峰值還不能在近期出現。所以，如果在談判中，多數國家同意2020年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說，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氣候大會上，要把討論峰值作為談判的關鍵問題時，中國該怎么辦？

　　除了國際的壓力外，減排也是國家發展的內在需求。何建坤說，“十一五”，以及未來的“十二五”，我國污染物的減排都將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現階段，二氧化硫的消減主要來自對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國內控制大氣污染的內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