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積極的能源和環境政策都將有助于降低碳強度，但是，對于中國現階段來說，如果清潔煤技術不能大規模商業化推廣，那么，降低碳強度的關鍵是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降低能源強度，強調的是一定的經濟生產總量基礎上，減少能源使用總量，其值的降低并不必然意味著碳強度的降低，由于各能源資源種類的碳排放系數不盡相同，即使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但如果更多、更集中地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如煤炭，那就會帶來單位GDP生產碳排放量的增加而非降低。正如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如果能在“十一五”期間實現節能20%，相當于實現15億噸二氧化碳減排量，這是相對于某個假定能源結構而言的，如果能源結構中的碳排放大的煤炭比例增加了，能源強度對于二氧化碳減排的影響就會打折扣。 

    顯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以降低碳強度為節能減排目標意義更為深遠，主要是通過增加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來實現。

　　在清潔能源當中，受到資源和建設期等因素約束，目前成本相對比較低的水電和核電的發展規模相對確定，到2020年實現中國水電裝機達到3億，核電8千萬，是業內專家相對認同的量。在應對氣候問題，比較有想象空間的，可能大幅度發展的應該是風電和太陽能。 

    除了水電面臨長距離輸送推高成本外，核電燃料成本也可能走高，然而，清潔能源的成本問題主要來自于，中國可再生能源資源如風能、太陽能等主要在中國西北地區的，這 

    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從前期的技術研發，到中期的發電生產，再到后期的并網和向華東、華北等高能源電力需求地區進行長距離輸電，都需要巨額的資本投入。因此，清潔能源發展中最大的瓶頸在于，同傳統化石能源相比，其研發和利用成本比較高，那么，解決碳強度問題的關鍵也在于能源成本問題。 

    作為一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選擇直面碳強度，隨之而來的就是需要直面清潔能源的成本問題。有一點必須明確，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和碳強度是有前提的，是以保證現階段經濟高速發展的能源供給為前提，這個前提將使清潔能源成本問題更為棘手。相比之下，發達國家處于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技術水平更先進、高收入水平下公眾的環境支付意愿及支付能力都更高，使得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支持政府的清潔能源政策；對于政府來說，因為其經濟發展壓力較緩和而具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溫室氣體對氣候全球性的影響，除非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致力于該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在一個合理公平、合乎實際的國際氣候框架下統籌減排，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成本問題，才能有望使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如果一個國家希望達到某個碳排放強度目標，既可以選擇提高能源效率(通過節能)，也可以選擇改變能源結構，如投資風力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收益的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是當提高能源效率和投資清潔能源的邊際收益相等。這樣，政府的投資或補貼政策上就可以有許多的選擇，有效的選擇需要有效的戰略規劃，一個有效的清潔能源戰略規劃在實現中國政府提出降低碳強度目標中舉足輕重。 　林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