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的用水總量是5960億立方米。“但真正一手監測的數據也就20%，大部分是統計填表，不太準確。”王浩說。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監測體系的主要監測對象是自然水循環如防洪、航運、發電、洪水干旱等方面，而對社會水循環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監測相當薄弱。

　　根據王浩透露，“現在水利部和財政部也都達成了一致，今后三年水資源費將大力加強水資源監測管理體系。”在未來的三年時間里，要迅速地把20%監測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戶和排水戶全部監測起來，以后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要對80%以上的用水情況、耗水情況、排水情況進行監測，這樣管理才有抓手。”

　　污染

　　企業接到超標排放罰單像過年

　　導致水貧困的另一個殺手：污染。

　　根據王浩給出的數據：全國幾千個水功能區水質的達標率是56%，還有44%不達標。“在廣大的東部地區，水質基本都沒有達標，特別嚴重的一個是太湖流域，一個是海河流域。”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國家的排放標準訂立得并不科學。

　　如今適用的排污標準源自上世紀70年代西歐、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標準，“但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中國國情，國外地廣人稀，100公里長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廠，但中國100公里的河邊上，上千家工廠。”王浩說，在珠三角、長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廠，非常密集。“歐美三五家工廠依照這個標準排放，這條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國來，這條河的水就不堪重負了。”

　　他認為，污水排放的標準必須與江湖水體納污能力掛鉤。大體的程序是：河流先確定水功能，根據服務功能定水質等級，根據水質等級定入河排污量，根據入河排污量，定允許陸上進入河里的污染負荷量，然后把應削減的污染負荷量分解到各個生產單位，把指標分解下去，這樣從水域反推到陸域的標準才是和諧的。

　　導致污染惡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守法的成本太高，而違法成本又太低。

　　在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王浩發現，“一些企業，一接到環保局的超標排污收費罰單后，企業上下一片歡騰，跟過年似的。為什么？因為企業若要達標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錢，不達標排放，交一點罰款就夠了。”

　　制度的不合理，變相地鼓勵了企業的污染行為。最后的污水處理環節，問題同樣突出。

　　“污水處理廠應該要完成兩級處理工藝，但一些地方的污水處理廠為了節省運行費，進來的污水，只經一級處理（物理處理）就出去了，生化處理就不搞了。”更嚴重的情況是，污水處理廠干脆停工不運行，到檢查的時候才開啟。

　　這是中國水貧困的全部現實。

　　“過去，水是農業的命脈。現在看來，水不僅是農業的命脈，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命脈。”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國召開了歷史以來最高規格的治水會議。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條紅線：總量控制的紅線、效率控制的紅線以及污染控制的紅線。

　　無論如何，“水資源一定要進行全流域管理，因為水是按流域來流動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規律。但在中國的體制下，很多事權都屬于區域管理。區域管理要服從流域管理。”

　　而王浩最大的擔憂仍然是區域的管理不服從流域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