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fā)現,為完成“十一五”節(jié)能減排目標,各省紛紛突擊限電降耗,一場轟轟烈烈的限產“雷霆行動”相繼上演。如在河北武安市,政府的“一紙禁令”便令當地18家鋼廠在5日凌晨全部關停所有生產設備。河北工信廳官員表示政府已明確將節(jié)能減排的完成情況與官員考核掛鉤,目前最有效的辦法是拉閘限電或通知停產(9月9日《經濟參考報》)。

　　在時下的中國地方治理現實中,無論什么治理目標,一旦與“官員考核掛鉤”,幾乎就沒有不“轟轟烈烈”、“雷霆萬鈞”的。比如我們熟悉的“掃黃抓賭”、“城市環(huán)境衛(wèi)生整治”等,上述“限電降耗”突擊行動,無疑再次見證了這一點。

　　雖然,就價值結果而言,按期實現“節(jié)能減排目標”是完全正當、也完全值得追求的。畢竟,既有利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也有利于推動和促進企業(yè)的轉型、經濟結構的優(yōu)化升級。但是,從為實現這一目標結果所采取的手段來看,“突擊限電降耗”、“拉閘限電或通知停產”等種種激烈、“雷霆”做法,顯然又并不同樣正當、值得追求。

　　在這里,人們難免會問:作為擁有五年期限的“十一五”節(jié)能減排目標,為何到了現在“大限將至”的這最后幾個月,才真正著急——當地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事情已經“火燒眉毛”了才趕緊“突擊”,如此政府行為、為政生態(tài),其內在行政效能、品質、智慧,難道不是很可疑嗎?這正如孔子曾指出的,“慢令致期(事先懈怠、慢待,到最后又強迫趕工期、急于達到目的),謂之賊”。

　　顯然,如此為政之“賊”,不僅會令那些被治理的企業(yè)感到無所適從,難以理性地規(guī)劃和預期自身行為,也會令政府自身的行政質量最終大打折扣。一方面,容易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行政資源的損耗、浪費,導致行政成本的畸高,如為實施“雷霆行動”,往往需要短時間內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另一方面,又難以維持長遠穩(wěn)定的行政效果,極易陷入“治理—反彈—再治理—再反彈”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

　　其實,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所從事的公共行政,也屬于“服務”的范疇。那么,要將這一公共行政服務業(yè)做好、不斷提升其服務品質,勢必同樣也有一個“節(jié)能降耗”的要求,即在保證實現行政目的的前提下,盡量追求行政成本、行政損耗的最小化。這正如原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曾強調的,“不僅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還要建立一個廉價的政府”。否則,政府一面粗糙生硬、高消耗高成本地“突擊”行政,行政效能低下,一面卻又要求企業(yè)“節(jié)能減排”、提高效益,豈非成了自相矛盾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嗎?

　　在此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說,“十一五”節(jié)能減排目標,不僅是一個針對企業(yè)的目標,其實也是針對政府的目標。因此,實現此目標,不僅是實現一個經濟目標,同時也是實現一個行政目標——加速政府自身改革進程、不斷提升行政效能品質。無疑,只要當這兩個目標都齊頭并進、同步推進了,包括“節(jié)能減排”在內的我們全方面的社會發(fā)展目標,才可能真正圓滿地實現。(張貴峰)